威九国际国家科技政策咨询能力建设的路径模式根据我国科技政策咨询能力建设存在的问题，剖析了能力不足的原因，构建了我国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建设体系。我国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建设体系由咨询服务能力培育、咨询服务能力提升、咨询服务能力拓展三个层次构成。
科技政策指政府为促进科技发展以及利用科学技术为国家目标服务而采取的集中性和协调性的措施，是科学技术与国家发展的有机整合。咨询是一个舶来语，英语写作“consult”，第一层的意思是“向人请教、询问以便寻得资料和参考意见等”，第二层意思为“与人商量、商议”。科技政策咨询机构指以科技政策领域重大问题为研究方向，以科技政策咨询人员为骨干，运用知识、信息与经验，识别科技政策咨询需求，进行调研、分析、研究与判断，通过搭建研究合作平台和业务支撑网络，提供咨询服务的研究结构。对科技政策智库的形象描述参见图1。
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指科技政策咨询机构依据其独特的资源（人力资源、数据资源、组织资源以及资源的整合），培育创造出本智库不同于其他组织的关键竞争优势。它是智库在科技政策咨询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作用力，具有突出的路径依赖性，是科技政策咨询机构、科技政策咨询人员长期积累的结果，与资源投入和咨询过程密切相关。
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是建立在一定的基础资源之上的，由基础资源要素支撑咨询服务的运作；同时，科技政策咨询服务是通过咨询过程而完成的。笔者认为，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是由基础资源要素和咨询过程要素共同构成的。科技政策咨询机构的基础资源能力包括人力资源能力、数据资源能力、前瞻研究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组织文化建设。科技政策咨询机构的咨询过程能力包括市场竞合能力、知识集成能力、项目组织能力、学术传播能力。进一步说，基础资源要素与咨询过程要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交互作用、互为因果的。基础资源要素是科技政策咨询活动顺利开展的物质基础和资源条件。科技政策智库拥有的科研条件和基础，是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得以充分发挥的基础条件。当科技政策智库具备充足的科研资源与条件时，利用自身较强的咨询过程要素，将把自身能力提升到更高的水平，同时咨询过程要素会通过资源的配置整合提升基础资源要素，正是二者的相互作用促进了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的提升（见图2）。
我国科技政策咨询机构缺乏对战略性课题的主动探索。不少研究属于阐释性研究，政府一些命令性、指令性研究导致科技政策智库工作参考效用后置，往往是政府先提思路，指定题目，科技政策智库再进行调研论证、进行政策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补充说明。需要把研究的关口前移，加强前瞻性问题的研究。
我国不少的科技政策咨询人员是“半路出家”，有的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却在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上有所欠缺，有的具有综合能力却缺少专业知识。从国外咨询机构发展的经验来看，咨询研究需要多个领域的研究人员。但是，我国科技政策咨询机构人员工科背景较多，具有经济学、学、法学、心理学、哲学等社科背景的人较少。实际上，科技政策问题与纯粹的自然科学不同，不是用建模能够解决的，重大政策问题若缺乏社科专家的参与，研究成果则很难形成具有思想力产品和受决策层赞赏的完整方案。
我国科技政策咨询机构有不同的隶属关系和主管部门，既有国务院部委、直属机构所属的研究机构，也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的研究机构，还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设立的软科学研究机构。由于所属层次和主管部门不同，科技政策咨询机构之间往往缺乏协调合作机制，整体优势难以发挥，协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得不到提高，缺乏协调合作和资源共享。
我国科技政策咨询机构的市场应对能力弱，没有构建智库的市场化运作机制，难以应对市场的变化。发达国家的科技政策智库来自政府的资助经费占科研收入的1/3，来自竞争性项目的占1/3，来自企业的占1/3。我国科技政策咨询机构的收入结构单一，主要来自政府，缺乏国外项目，行业和企业项目少见。
我国科技政策咨询人员经常花费较多的时间和较大精力去查找基础数据，由于政府机构改革，过去由部门统计的数据有些已经找不到出处，有出处的数据有时还需要花钱购买，影响了咨询的效率。一项课题查找过的数据，相关咨询人员再从事类似研究时，经常是从头再来。以数据库建设为例，我国建立的数据库数量少，其中又以自然科学的居多，而经济、商业、社会科学的数据库与国外相比，无论规模还是数量都远远落后。
一是选题立项环节缺乏顶层设计，随机性较大，往往是政府指定的研究课题，不能形成基于智库特色的、持续的、有影响力的成果。二是限于自身资源。智库的研究不能满足于现有的资源能提供给什么，而更应该根据国家的总体发展需求，知道科技政策智库需要提供什么，这样才能发挥国家科技政策咨询体系的作用。三是项目管理分散化，大多数课题彼此没有关联，这就使咨询人员缺乏长期关注某一问题的跟踪能力，研究报告不能及时更新。
我国科技政策咨询机构，如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研究所、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以及地方科学学、科技战略研究所、科技情报所在政府层面有一定的影响力，为国家科技战略与规划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但是，客观地说，这些机构的社会知名度不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中事科学院等研究机构。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成果的传播没有形成持续的效果，课题的研究往往是一次性的研究，而且研究主题较为分散。另外，我国科技政策咨询机构的咨询活动很少涉及国际层次。其实，与外交智库、军事智库相比，科技类智库的一大优势是国际性，科技政策智库应能为国内外的重大科技战略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科技政策咨询机构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发挥着纽带和桥梁作用，供需双方对科技政策咨询机构的需求是科技政策咨询机构不断发展的动力。西方大国智库崛起的根本原因是，其政府的定位是公共管理，政府需要智库提高决策水平，必然主动与智库合作，帮助其提高决策水平。这样威九国际，科技政策智库在咨询服务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丰富的创新型社会建设经验，能更好、更有效地为政府咨询决策服务。而且，政府也借助于智库提高决策能力，随着政府绩效规模的提高、管理能力的升级，对科技政策智库提出更高的要求，从而刺激科技政策智库不断运用数学工具量化分析，提高咨询水平。由此，科技政策智库和政府形成了良性循环。在我国，全社会对智库的发展一直认识不足，一些地方政府在如何管理社会、如何创新政策等方面，对智库没有强烈的需求，大多数咨询属于为了规划要求智库提出方案，有的政府管理智库往往受等级观念的束缚，运用上下级的关系去管理，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科技政策咨询机构的发展。
随着科技管理体制的转换，科技智库的服务对象、服务内容发生了深刻变化，科技政策智库应结合创新需求，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特别是今天，大量的咨询机构（国外的、民间的、官方的）并存，政府就有了进行甄选的余地。但大多数国内科技政策咨询机构没有认识到咨询需求的变化，不仅缺乏高素质的人才，而且缺乏必要的咨询手段，无法满足现代智库发展的高要求。
中国科技政策智库的咨询研究人员大多数拥有事业编制，这种提供给研究人员长期的岗位的形式可以给予他们生活保障，并解决身份问题，让这些专家能安心研究。这种管理方式的优点在于：给予员工保障，可以吸引高级人才。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事业编制能吸引一批学者投身于咨询，也有利于扩大社交网络。对中国智库的影响力贡献最大的是思想库的网络规模，而专家在社交上投入的时间和其官方级别对智库网络规模大小又有决定性影响。
这种管理方式的劣势在于：第一，从研究课题的选择上看，由于接受决策中枢的指令，咨询机构缺乏对一些关系到长远利益、带有战略性研究课题的主动探索。在拟制各种备选方案的过程中，受上级意志的左右，一定程度上沦为甚至是部门领导的秘书班子，有时以的个人好恶为准则。在决策中枢对决策方案做出抉择并确定之后，咨询机构往往无权“评头论足”。如果遇到某些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作风差，或者领导班子集中制不够健全等情况，咨询机构的作用就更难以发挥。在这种模式下，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被疏漏，智库徒有其名，往往失去公共性的本质，很难提出具有质疑性的意见建议以及具有替代性的储备性政策。第二，缺乏社会话语能力。由于受到机构属性的限制，在社会热点问题上反应滞后、冷漠或瞻前顾后，无法在社会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和重大现实问题上设置议题，更不用说通过智库的话语能力和话语资源来引导社会公众的认识和社会的发展。第三，科技传播意识淡薄。
由于智库的官方背景，不存在研究经费问题，不需要通过科技传播来获得社会捐赠或者资助，即智库不存在向社会推广成果的客观压力。第四，固定编制限制了研究人员的创造性。受政府事业单位政策的限制，无法发挥智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力。有研究表明，官方政策研究机构在人力财力等方面的使用效率比民间智库低很多。第五，固定编制限制了研究人员的流动。事业编制有可能使得机构内人员固化，获得固定编制的研究人员可能失去危机感和奋斗目标。部分人员甚至会出现“官本位”的思想，偏离了正常的研究工作。机构出现大而无用、人浮于事的现象，不利于长期发展。
本文根据我国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存在的问题，构建了我国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建设体系。我国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建设体系由咨询服务能力培育、咨询服务能力提升、咨询服务能力拓展三个层次构成（见图3）。
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的培育主要是针对科技政策咨询服务的基础资源要素，强调基础资源能力的建设与培育，包括人力资源建设、数据资源建设、前瞻研究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建设、组织文化建设。
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的提升主要是针对咨询过程要素，这一阶段更强调咨询过程建设策略，包括市场竞合策略、知识集成策略、项目管理策略、学术传播策略。
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的拓展是整合、优化基础资源要素与咨询过程要素，包括对咨询理念、咨询方式、咨询职能的深度拓展。基础资源要素是科技政策咨询的硬件，咨询过程要素是其软件，两者的顺利配合需要咨询理念、咨询方式、咨询智能等组成的平台框架提供支持。咨询理念是平台框架的指导性原则，在正确的咨询理念引导下，才能变换不同的咨询方式，发挥最大化的咨询智能。咨询方式的变化必将引起理念的发展的多元化，咨询智能的多样化拓展。
第一，建立具有综合集成优势的研究团队。研究团队努力做到涵盖科技、经济、社会、人文等学科领域，体现多学科的交叉集成，并充分发挥不同年龄层次的专家优势，体现专职和兼职相互结合、形式灵活多样的综合集成特色。
第二，人事制度上建立起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合理配置的用人制度，对高级研究员实行长期聘任制，对作为助手的中初级研究人员实行短期聘用制。
第三，推动智库内部人才交流，选拔推荐科技政策智库的学者到政府任职、到不同智库挂职，同时聘请有较高政策水平的实际工作部门领导参加科技政策研究。
第一，建立国家软科学数据中心。国家软科学数据中心以汇集和加工软科学领域海量数据为主要建设内容，以深度数据分析和智能获取知识为主要技术手段，以搜索、利用和辅助创新为主要服务内容的知识整合平台，为科技政策智库提供基础信息保障。
第二，建设科技政策领域的专业知识服务系统。主要通过整合现有数字图书馆、档案馆、展览馆、专利和软件、数字媒体、网站等各类数字资源威九国际，开发和利用各类“数据海”技术，打通海量异构数据源构成的大数据，建立数据之间的语义关联网络，并通过对语义网络知识的查询、计算和推理等，形成深度的结果和结论，满足科技政策领域咨询人员的搜索请求。最后结合深度搜索的结果，通过对专业知识网络的匹配、关联、融合等，实现辅助创新。
第三，各咨询机构建设特色数据库。包括咨询项目库、学术活动库和科技信息库。咨询项目库汇总整理咨询项目研究课题、研究成果、相关数据、图片、视频等；学术活动库汇集整理各类学术活动的学术报告、出版物、会议资料以及国内外科技政策领域有代表性的学术活动资料；科技信息库收录有关科技动态。
第四，建立国内外科技资源开放共享联盟。与发达国家科技政策智库通过战略合作协议方式，建立科技资源开放共享联盟。
第一，加强咨询研究的顶层设计。提高咨询研究的针对性和预见性，把握全局、突出重点，加强预研究，为立项及后续研究开展奠定科学基础。
第二，加强前瞻性储备问题研究。全球著名智库发展经验证明，选择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进行超前研究，往往能够得到难以估量的成果效应。比如，为前瞻思考世界发展大势，统筹谋划中国科技发展战略，中国科学院启动若干重要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战略研究，开展了“创新2050：科学技术与中国的未来”重大研究，组织包括60 余名院士在内的300 多名专家开展了中国至2050 年重要领域科技发展路线图研究，明确了科技创新的重点和发展路线。根据研究结果，确定了能源、农业、空间、信息、先进材料等18 个重要领域，并出版了一部中英文全套38 本的报告。再如，中国工程院针对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或行业产业发展全局的7 个关键领域——城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现代农业、矿产资源、能源生产与消费、生态文明建设，有计划地长期资助，在这些领域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研究团队，长期进行跟踪性和积累性研究。
第三，特别重视突发重大事件应急性咨询研究。把应急性咨询研究与积累性咨询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快速、及时地向中央及相关部门报送研究成果，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有效的咨询意见。
第四，创新智库研究方法。如，佐治亚理工学院政策分析与研究部的科技政策分析以定量化研究工具为特色，研究报告分析深入，利用自身的定量化分析优势与专业研究人员合作；再如，德国开发研究中心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建立学科间的桥梁，沟通不同学科间的联系，形成集成性的研究报告。我国科技政策智库应运用和创新研究方法，提高咨询研究水平。
第一，组织架构按照矩阵化组织模式运行。比如，中国工程院有4 个委员会，咨询工作委员会统筹和组织开展战略研究和战略咨询，科技合作委员会组织开展科技服务，学术与出版委员会组织开展学术引领，教育委员会组织开展人才培养。咨询工作委员会是中国工程院战略咨询工作的牵头机构，承担咨询研究项目总体规划、战略研究方向征集、分析和筛选，以及咨询研究项目后续评估跟踪等工作，主要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及工程科技发展需求，确定战略咨询选题方向，负责向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征集咨询题目，组织院士专家论证筛选咨询题目，拟定并发布咨询研究项目指南，制定项目验收标准，督查项目执行情况及组织项目外部评估。
第二，创造智库能力建设的内部制度环境。加快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工作流程，如决策制度、财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员工岗位职责和行为准则以及服务制度和服务工作流程等，通过科学管理提高组织的持续发展能力。
第三，科技政策智库形成学习型智库。创新思维是咨询服务和学习型智库建设的基石。内部，加强研究部门之间的交流合作；外部，延伸科技政策智库服务对象链，形成立体整合社会资源的学习型智库。
第一，创新智库文化。比如，北京长城战略所确立“打造社交化知识型企业”的思路。社交化知识平台的逻辑是：员工受到上级领导的指派所做的工作只占他总的工作的一半，另外一半是他感兴趣的事情。社交化的知识平台是跨部门的、自由组合的；社交化的核心是自愿的，是基于每个人的兴趣点。
第二，增强智库组织文化的传播。科技政策智库经常组织一些由志愿者参加的公共活动，通过科技政策智库专家的讲解咨询、示范操作、服务等，使公众了解和认识科技政策智库，并形成对智库的印象与评价。公共报道也是科技政策智库可以使用的一项沟通工具。
针对咨询过程能力的4 个策略共同推进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的提升。模型以科技政策智库咨询过程能力的4 个要素：市场竞合能力、知识集成能力、项目组织能力、学术传播能力为框架支点，构筑出其对应的不同策略，交叉考虑到科技政策智库咨询过程能力的目标和动态形成过程。
项目组织策略以市场竞合策略为基础，知识集成策略以项目组织策略为基础。以上关系以虚线箭头来表示。科技政策咨询机构竞标到项目，才能把知识、技能、手段和技术应用于项目，发挥项目组织能力，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运用专家的力量，提供充分且可信赖的知识和专业意见，形成科技政策智库的知识集成能力。
学术传播策略从整体的角度辅助和推动咨询服务能力提升。科技政策智库的研究成果是其学术传播的核心层，其学术方面的声誉可以说是决定了一切。因此，与之相关的决策咨询成果、方案发布与应用推广、学术交流活动等应作为科技政策智库提升的重要内容。成功的学术传播策略形成整合市场的竞合力，进而提升项目组织能力、知识集成等能力。
竞争优势是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提升策略建设的最终目标，环境变化意味着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是动态的过程。一个需求旺盛、供需正常的科技政策咨询市场的形成是咨询服务能力提升的标志。而科技政策咨询自身的成就所展示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将能有效地刺激市场需求，从而加速科技政策咨询市场的发育。科技政策咨询既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其本身也要按市场机制进行运作，要受价值规律、供求关系的制约。应逐步形成按市场规律运作的咨询市场机制，提倡咨询项目向社会招标，公平竞争。因此，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置身于整个市场环境中，动态地组合4 个能力要素，不断螺旋式上升。
第一，组织科技政策研究联盟。中国科技政策研究联盟由我国科技政策研究领域的政府、科研机构、高校、科技中介及民间智库组成，共同建立了开放式的科技政策研究平台，旨在有效地将各方面的研究力量凝聚起来，构建相对稳定的国家科技政策咨询团队，针对重大科技政策领域、重大发展战略及重大科技产业政策等，深入开展战略性、前瞻性、综合性、持续性的咨询研究。
第二，重视官办的科技政策智库与民间科技政策智库之间的交流合作。中国科学院与美国斯坦福研究所以及香港基石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的北京盘拓咨询有限公司，就是科技咨询业“强强联合”的典型代表。
第一，建设一流的专家库。日本科技政策研究所有影响力的报告一般由多个部门联合完成，并注意充分发挥外围研究人员的力量，背后有一个庞大的专业领域专家网络的支持，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产品中，外围专家起了主导作用；韩国科技政策研究所拥有巨大的专家网络，韩国科技政策所作为一个信息集成中心，将专家的智慧转化为专业程度很强的深度情报产品。我国科技政策智库应利用决策咨询、科技合作、学术论坛等多种渠道，主动了解并遴选相关领域专家，范围包括科技、社会科学及其他学科领域的杰出专家等，建立咨询专家库。
第二，建立各类智库的互动合作机制。重大决策问题以及全球性的问题，都具有极高的复杂性，这要求智库建立开放性的智库互动合作机制。智库互动合作机制要求智库设置国际性的交流部门，甚至设置国外的分支机构。例如，美国的赫德森研究所在日本东京设置了办事处，在法国巴黎及加拿大蒙特利尔也设置了分支机构；斯坦福研究所在世界十几个城市有自己的分支机构。
第三，重视跨界创新。世界资源研究所拥有巨大的专家网络，研究人员不仅包括科学家、政策制定专家，甚至包括商业专家、传媒人士。这种多层次的专家网络有利于形成高质量智库产品。
专业化：在科技政策的研究中，相关领域的专家以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而占据研究的主导。由于科学技术领域繁多和不同领域科学知识的专深，专家库往往不能将所有领域的科学家都囊括其中，所以常常采用的方式是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临时聘请相关的专家，组成研究小组进行项目的研究，当课题结束时再将研究小组解散威九国际。
模式化：采用多种形式组织项目团队。一般情况下，咨询研究项目团队横向上按照“1+N ”的模式，即一个综合组加上若干课题组，纵向上按照“项目- 课题-专题”的层次，组建研究团队。根据咨询研究项目的特点，也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组建研究团队，如一个较固定的项目组与若干动态组组成的调研组（或研讨会）相结合等方式。
集成化：项目组织集成化管理可以把课题所需的多种人才、资源融合在一起，建立具有综合集成优势的研究团队。
多样化：指科技智库的人才多样化，除了研究人员，还应包括：咨询项目的研究助理队伍——参与科技政策咨询项目的规划、组织和联络协调工作，参与重大战略咨询研究项目的运行保障，包括前期调研、项目申报、组织实施、成果报送及后续跟踪等；咨询经费专管员队伍——负责参与科技政策咨询经费财务预算编制以及经费使用的指导、监督、检查和评估；咨询信息管理员队伍——负责数据库、专家库、成就库的建设运行及相关信息服务。
国家科技政策智库的咨询成果包括：研究报告、政策建议、会议报告、论文集、系列出版物（学术期刊、丛书）等多种形式。其中，研究报告是最基本和最主要的咨询成果形式。成果应突出战略性、前瞻性和综合性。抓住影响战略竞争全局的关键因素，基于科学的研究，全面把握各方面的意见，提出客观独立的见解和有战略意义的思想，形成远期的、近期的，甚至应急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咨询方案，供决策参考。
应加强项目研究成果报送。积极拓展渠道，做好咨询研究成果报送工作。高质量的咨询成果是科技政策智库水平的直接体现，政策咨询业务开展的根本目的是为国家高层科技决策提供支撑。因此，必须加强咨询成果的报送管理，多渠道报送咨询成果。
同时，主动向社会公开发布研究成果。在遵守保密规定的前提下，项目研究成果要通过图书类出版物、报刊、网站、学术论坛等各种渠道向社会发布传播。在传播工具的选择上应考虑三个层面：学术期刊、报纸等传统传播手段，电视等大众媒介传播与大规模成果推广活动，通过学术传播网络来提升智库在学术领域内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应把依靠个人关系网推销的人际传播、通过大型会议等活动进行的组织传播和利用现代媒体展示的大众传播三者结合起来，包括邀请领域专家组织学术研讨会，应邀到企业、学校进行学术报告，召开成果发布会，在网站搜索引擎上链接政策思想，通过电视新闻、广播等渠道在公众面前发布权威意见，发行出版物（包括发表著作、政策报告以及定期的学术杂志）等。
目前，我国科技政策咨询服务主要是为我国政府提供和开展科技政策咨询；未来科技政策咨询服务应是无处不在的，并纳入全球的科技政策知识库体系。
目前，科技政策咨询服务研究中，研究者主要致力于向政府提供咨询服务，而实际上咨询需求是广泛存在的。科技政策咨询机构应拓宽咨询服务范围，将咨询服务从政府等公益性组织向营利性组织延伸，实现知识的云状分布。在美国，2/3 的大型公司和90% 以上的中小企业都需要咨询服务，美国咨询业有55% 的业务来自企业界，45% 的业务来自联邦州、市、镇各级政府和社会团体。由此可见，科技咨询已经渗透到每一个社会部门。
科技政策咨询服务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科技政策咨询重点将从对科技政策的分析转变为在政府和不确定的知识之间建立确定的关系，即科技政策咨询机构需要帮助政府提高咨询服务能力，使咨询能够有更多精力投入到复杂的分析与政策服务中去。服务职能的扩展是科技政策咨询服务发展的必然结果，能够促进科技政策咨询服务能力的拓展。
贾品荣.国家科技政策咨询能力建设的路径模式[A]，见：朱文辉，张利洁，等.首届科协发展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15[C].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95-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