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九·国际(中国)官方网站地方金融机构如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农村居民的特殊性决定了地方金融机构不能完全按照国有大行的模式发展，而要抓住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政策红利，把更多资源合理配置到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农村居民合法合规致富提供支撑，实现农村地区致富机会的均等性威九·国际(中国)官方网站。另外，还要积极应用数字化手段强化农村信用评级建设和金融创新，充分发挥地方金融机构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益贫”效应，逐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
长久以来，人类对公平分配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歇，与之所对应的分配不公、贫富分化现象成为千古难题。党和国家经过不懈努力，在促进经济增长、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为今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尽管如此，我们党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我们在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上都达到发达国家行列，若没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难以向世人完整显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21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启动共同富裕战略，并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解决共同富裕的一大主攻方向。习总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强调要推动高质量发展，缩小城乡、区域和收入差距。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重点在农村，根本也在农村。2003年以来，党中央先后通过推进税费制度改革、开展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系列政策安排来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但由于长期城乡的生产要素和二元体制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仍十分突出，所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依然任重道远。因此，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我们必须着眼于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变化的需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突出优势，把党和国家的各项支持政策真正落实到依靠和促进农村自身发展的轨道上来，确保更好更稳定地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目标。
事实上，从国际视角来看，2021年，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接近于1，印度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将近1.9，非洲最高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也只有2.3左右，而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却高达2.56，超过警戒线。另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尽管2021年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较2012年翻了一番多，但202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的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的累计值分别为7958元、6566元、469元和3937元，仅分别为城镇居民的0.28倍、1.22倍、0.09倍和0.46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任务依然非常艰巨。因此，中国如何在全面开启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阶段，继续调动各类资源来做大农村蛋糕，实现农民共同富裕，这不仅可以为破解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世界性难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对奋进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服务。服务经济发展、服务社会民生是金融业一以贯之的使命要求。作为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金融在助力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不容小觑。因此，持续发挥金融提低扩中的作用对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有重大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而作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掌握经济发展运行的资金源头，其如何在新发展阶段主动担当、助推共同富裕已成为学界和实践部门关注的一大焦点。
然而，长期以来，金融“嫌贫爱富”的特性决定了其不会自发地支持共同富裕。为持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原中国银保监会自2015年以来多次出台文件，并强调推动金融机构要回归本源、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习总也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发展中小银行、建设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加强对‘三农’领域的金融支持”等，这为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助力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作为长期活跃在县域市场的地方中小型金融机构，农信社因农而生、为农服务、伴农成长，在振兴乡村发展、推动产业融合和促进农村居民持续增收等方面具有天然的信息搜寻优势和交易成本优势，这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促进农村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源头活水”。那么，农信社是否能真正惠及农业农村发展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待讨论和检验。鉴于此，本文以陕西省为例，系统性分析了农信社发展对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这不仅可以深刻理解金融支持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内涵，还能从中国式现代化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格局中继续为探索创建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创建范本案例。
从现有学界和实践部门的研究来看，自“配第—克拉克”定理提出以来，学术界对各种社会机制在影响收入差距过程中的作用给予高度关注，并形成极具说服力的理论观点。一些学者研究认为，城乡户籍制度、偏向城市发展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城乡教育资源差异。劳动力要素市场扭曲、城镇化进程是产生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如城乡户籍制度、偏向城市发展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城乡教育资源差异。在上述研究推进中，学者们也开始注意到金融要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围绕两者关系展开讨论，得出了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是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提出的Kuznets效应论。该观点认为，由于金融部门对不同客户群体设定了不同的服务门槛，导致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Kuznets效应。在金融发展的早期，金融机构会以不平等的信贷分配方式为代价来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导致更广泛的收入不平等；而当金融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发展的基础得以加强，金融机构也有能力向更多不富裕的代理人提供信贷资金，以此促进收入的平等分配。第二种观点是Banerjee and Newman（1993）提出的缩小论。该观点认为，信息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之类的缺陷会使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产生严重的金融排斥行为，但若实行放松服务门槛的包容性金融制度，则会使更多穷人获得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而促进人力资本投资、缩小收入差距（刘贯春，2017；王修华和赵亚雄，2023）。第三种观点是De Gregorio（1996）提出的扩大论。该观点认为，在金融发展处于较低水平时，金融机构只能惠及那些能提供合格抵押品的富人和上层阶级，而穷人只能通过非正式的家庭关系来获得信贷支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扩大收入分配差距（叶志强等2011）。
然而，这些研究多集中从金融发展的某一维度来分析，从“规模、结构、效率”三个维度分析的研究甚少，专门从微观层面分析金融机构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事实上，金融发展不只是金融规模、金融结构或金融效率等单一维度的表现，而是三个维度的综合表现威九·国际(中国)官方网站。因此，如果只从某个维度进行分析，可能不能全面反映金融发展本身所衍生的深度、结构和效率，这会使结果产生偏误。
作为长期扎根县域市场的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全国农村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总额和负债总额分别为5.70万亿元和5.29万亿元，较上年末分别增长4.49%和4.47%，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3.42%和13.57%；法人机构共计2207家，其中，农村商业银行1577家，占农信社系统法人总数的72.32%，农村信用社483家、农村合作银行23家，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数量的47.72%。可见，农信社系统不仅是中国金融体系中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其对服务“三农”的效果也非常明显。
实证研究以陕西省为例，作为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陕西省的农信系统在服务“三农”、促进当地农村居民增收以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等方面的作用十分显著。截至2021年末，作为西北五省资产规模最大、服务范围最广、营业网点和从业人员最多的银行业金融机构，陕西省农信社系统的涉农较去年同期增加283.11亿元，增速11.90%；全年累计发放普惠型涉农1387.28亿元，累计向脱贫地区和脱贫人口分别投放1577亿元和106亿元。这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截至2021年末，陕西省人均生产总值提升至7.53万元，尽管这一数值一直在西北五省长年位居首位，但明显低于小康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万元标准，说明陕西省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还有待提升。另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距离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也有差距。2005以来，尽管陕西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一直呈现直线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仍为2.76，这不仅高于同期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水平（2.50），而且与同处于西部地区的四川省（2.36）和重庆市（2.4）的城乡居民收入比水平有一定距离，更与当前正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省（1.94）的城乡居民收入比水平相距甚远，说明陕西省居民收入仍有较大提升空间。鉴于此，从经济绩效视角讨论地方金融机构对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仅能从理论视角阐释金融如何助力和缩小全国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对创建金融助力共同富裕的范本案例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通过论证本研究主要得到了四个重要发现：第一，以农信社为代表的地方金融机构发展不仅会显著缩小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会对经济距离相近县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第二，检验非线性关系发现，地方金融机构发展对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门槛效应不显著，说明Kuznets效应论对地方金融机构并不成立。这主要与以农信社为主的地方金融机构下沉金融服务的积极性较高以及对“非活跃”的农村居民服务门槛较低有关。第三，地方金融机构发展会通过改变金融支农力度和中间业务创新等影响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第四，分别从地方金融机构内部治理能力和外部经济发展条件两个层面检验地方金融机构对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所产生的异质性发现，对于法人股持股比例和定价较低的地方金融机构以及所处县域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和资金外流程度较低地区的地方金融机构而言，地方金融机构发展能显著缩小县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分析结果可以看到，一方面，内部治理能力所产生的异质性不仅佐证了“地方金融机构发展的经济效应只是局部受益而非全部受益”的观点，还启示地方金融机构要建立高质量发展机制；另一方面，外部经济发展条件所产生的异质性启示政策当局要结合县域要素市场发展情况，建立能持续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保障体系。
第一，建立地方金融机构高质量发展机制。当前，地方金融机构不仅要应对实体经济多元化的金融需求，还要面临同业和互联网的竞争，这倒逼地方金融机构要破解瓶颈，否则在新发展阶段举步维艰。因此，要加快推动省联社功能转变，优先吸收认同地方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发展的战略投资者入股，并与其建立能向支农支小倾斜的公司治理机制，以此从“市场优势”走向“质量提升”。同时，还要尽快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成立区域性联合银行，使农信社从“各自为战”的“小法人”转变为“协同发展”的“人”，并通过规模效应巩固好共同富裕发展成果。
第二，建立符合“三农”特点的金融支持共同富裕服务体系。农村居民的特殊性决定了地方金融机构不能完全按照国有大行的模式发展，而要抓住金融支持乡村振兴、助力共同富裕的政策红利，把更多资源合理配置到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为农村居民合法合规致富提供支撑，实现农村地区致富机会的均等性。另外，还要积极应用数字化手段强化农村信用评级建设和金融创新，充分发挥地方金融机构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益贫”效应，逐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威九·国际(中国)官方网站。
第三，构建能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保障体系。当前，在长期实施的偏向城市和工业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政府和市场利用金融手段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分配问题均未完全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鉴于此，政府部门要在尊重市场发展规律基础上，积极运用支农、支小再和再贴现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地方金融机构发展，用“看得见的手”解决信贷投放不精准、金融服务不畅通等问题，充分发挥正向激励，让地方金融机构发展成果惠及更多农村居民，着力提升人民群众对金融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作者张珩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路明夏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陈萱玮为广州大学经济与统计学院讲师，罗剑朝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本成果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农村信用社改革与发展效果研究”[23FGLB007]、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才“培远计划”、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优势学科“金融与发展”[DF2023YS28]的阶段性成果）
④ 叶志强,陈习定,张顺明.金融发展能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金融研究,2011,(02):42~56.
⑤ 刘贯春.金融结构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基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双重视角的研究[J].财贸经济,2017,(06):98~114.
⑥ 王修华,赵亚雄.县域银行业竞争与农户共同富裕——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的双重视角[J].经济研究,2023,58(09):98-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