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九·国际(中国)官方网站讨论01：住宅在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能否借助债券股票和银行存款等债权合约，形成充足的住宅基建市政等长期资产，大致能决定国富或国穷、稳定或动荡、繁荣或消亡（生育率贴近1.0还是2.0）。也能解释为何有些经济体的基建和制造业水平，已经接近日本西班牙意大利时，人均收入仅为其几分之一。
对此我在上篇《聊聊当下“主流经济学”的几个致命缺陷，以及用户们如何修正和替代》一文中，有过拆解。并把病因归结为上一代经济学学主要流派，和所谓“现代国家”，有一些致命缺陷。但这又需要跳出他们框架和语言，才能看清，为此又为实践型用户们提供了应急替代的版本，以理解这些“草台班子”，熬过“垃圾时间”。
接下来就是陪同用户们继续熟悉填充新框架，首轮是入门级内容，会涉及市政基建住宅、养育教育医疗、国债财税社保、银行投行基金保险、债权和商品的全球流通等内容，初步解码真实世界中的关键玩家、行为策略，以及他们互动传导所形成因果网络和因果循环，会偏重于当下流行观念中忽略和误判较多的部分。
第一篇就从住宅开始。分成四个部分，首先是正常发育状态，其次是各种管制下的病理学分析（金本位、美欧、日韩、俄中印等），第三是解码学界各流派的认知局限，最后是给实践型用户们的一些建议。首篇相当于把前一篇的基础和某些重点，又挑着串讲了一遍，因此会有点儿长。以下是正文。
传统经济中，多数人只能依赖当地各种物产，包括粮食牛羊可可茶叶咖啡竹木棉麻捕鱼晒盐矿产等，自用交租加上少量交换，以维持生存；也只能依附于占有领地的部落村社宗族，或者地主领主庄园主矿主军阀黑帮，或者前现代政府的官员祭司税吏等的汲取和庇护，遵从他们设定的规则。如此持续了几千年。当下还有几十亿人不同程度的困在其中。
当然总是会有些商人工匠企业家，以自身积累或者向亲朋好友筹借些金银铜钱，投入生产或贸易，以求多赚些钱。但同样也总会有一些因年老或动荡而放弃的工商业经营者，窖藏金银铜钱，或者买地收租以求能安稳养育后代，因此总量基本不变。
注意这些私人之间的借债或入股安排，钱被借走后就只能削减消费和其他投资。上一代经济学中“投资来源于也等于储蓄”，“货币是中性的、是交易的工具、是可以揭掉的面纱”等观念，大致就是这么来的。
但银行则是新增的“钱”，也就是“会创造存款，还贷会消灭存款”，不需要自己和亲朋好友们压缩消费。同样，国债、市政债、企业债和股票等可流通的债权合约，买债买股者也不觉得自己“钱”少了，因为随时可以换成“钱”，预期利息分红还高一点。这与总量稀缺且不带利息回报的金银，效果完全不同。
实际上，只有附息债权合约，才能大规模地持续地重新配置土地资源和人力。比如以十年收成的价格出售土地，银行存款利息3%，就和每年收租30%区别不大，那么很多人就会乐于出售土地，选择其他生存方式，而不必再世代种田，或与佃户斗智斗勇。同样，买下土地的专业农户，则需要更高效率地产出，并卖给那些离土离乡者，换回“钱”来还贷，否则银行就会收走土地，换给别人经营。这样多边的债权合约就代替了双边的租佃合约，新体系也能持续下去。
因此凡是银行存款、债券股票等债权合约和债权规则难以通行的地区，大多数土地、资源和个体（也包括观念），就只能困在其他传统合约和规则的控制之下，比如父权族权部落权、领地权继承权租税权、君权体系或神权体系等等，并被相关的权力持有者操纵，用于彼此竞争、自存和自利，很少能用于满足第三方和公众的需求。近几百年来的现代化，其实是债权体系替代各种传统体系的过程。
这在前文《致命缺陷》的第1.1小节“债权货币”里已经解析过，也建议用户们识别并远离那些债盲型的社科理论和心智模型。自己排毒的最佳方式，就是反复用债权货币视角，重新观测理解真实世界，也就是这个系列要做的；其次就是在讨论圈子内普及，或者寻找有排毒意识的同道们，组成讨论圈子。
每年都会有些商人工匠企业家，申请银行，用于购置土地、兴建工厂作坊仓储店铺、添置设备、雇佣员工，形成新增产能的同时，也把新增的“钱”撒了出去。专业农户也可以买下进城者的土地、接手其产出和销售，并以此作为抵押。进城者则可以把售地款作为购房首付或经商开店开厂的本钱。农业产能合并集中、专业化和效率提升、城镇化加速的同时，也把新增的“钱”撒了出去。
当然，银行也不会放过住房这个优质项目（英国房贷已经占到总量约6成，美国如果不把房贷证券化，也差不多）。新建住房也会带动各种物料建材家具等供应商，和地主、建筑维修等工人的新增“收入”。当农业发展到能满足多数人粮食肉奶需求，工商业发展到能满足多数人服装鞋帽家电家具需求后，住宅升级就成了居民端借贷“印钱”的最大项，也是经济最主要的拉动力量。
注意这是一个催化裂变循环的过程，多数当地人拿到新“钱”、“收入”增长之后，自动会增加商品消费或读书看病或买地建房等支出，把新增的“收入”或者“钱”，再次撒出去。这又会从传统经济中吸走更多土地、资源和人力。其中较为优秀者，又会获得更多的银行，继续重组土地资源和人力、继续形成资产、产能和雇佣的同时，又撒出更多的“钱”。这个微观循环中，银行功能的下沉覆盖，和所有土地厂房住宅的可抵押可流通，都至关重要。
看不到这些机制的，会误以为是农业工业效率提高，“生产”了更多才变得“有钱”。看到这些机制的，就会认为是先有“印钱者”，才能持续地大规模地从传统经济中抽出资源人力来，组织新型生产。倘若微观层面没印出这么多“钱”来，依赖相应现金流才能存活的企业组织、雇佣和精英们，也就没多少发育机会。各式传统组织的头领，就会按自己的方式，争夺领地控制权、销售或租税现金流，也争夺“国家”权力网络中的支配权份额，搅成一锅粥。
中观层面可以简化为两类网络，一是连接各个市镇之间（包括跨国的）的铁路公路机场运河、水电油气通信管网等基建网络和运营机构，方便原料商品人力和信息流动。除了少数免费公路以外，大多数是收费或营利性质的，适合以企业债券股票和信贷等方式融资，周边市镇可以提供土地或补贴，或约定价格机制。
二是市镇内部的市政网络，包括道路管网、警局消防环卫、学校医院、公园体育休闲娱乐等公用设施和运营机构，以响应居民和企业需求。其中很多事务不适合股东追逐分红，也不太适合银行协商，更适合成立各种专项自治体，协商发行各种市政水务学区等专项债券，吸引居民和投资者们认购，再以增容费、物业税或各种收费来偿还。
在中观层面，投行家们起到的作用就超过了银行家（不分业经营的话，也可能是一体的）。他们分析利弊，从效益最显著的开始，努力劝说各个市镇、地主配合（包括躲开或拔除钉子户），也劝说债券股票投资者们认可，自己也有佣金和投资收益可赚。地理气候交通物产条件较好、治理规划运营较好的市镇，也能争夺到更多的企业、居民和投资者认购。
这些基建市政类的债券和股票等合约，会从富人手中借到“钱”，形成各种新的资产、使用便利和雇佣的同时，也会给地主和建设维护运营的雇员们，带来了更多的“钱”和收入和消费，缓解贫富差距，但富人们并不感觉自己的“钱”少了。因而这也是“印钱”的过程。
倘若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能够协调互补运转，所有债务人和债权人互相筛选、优胜劣汰、循环拉动，奖励填补空缺者惩罚过剩者（包括制造业或市政或基建），那么大多数土地物产人力等资源，都将挣脱部落村社地主庄园主等的控制，借助各种债权合约重新组合，表现为各种新的资产、负债、收入、财富，新型组织和雇佣、新的头领和精英，新的生产或服务能力、经营还款能力等等。
在挣脱金本位约束以后，这种催化裂变效应，通常只需二三十年，就能自动充满地理物产人术和权力管制所允许的边界，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领先者一半的水平，也就是所谓的“经济奇迹”。比如二战后德国日本的腾飞。这时也会体现为GDP、GNP、M2、储蓄、可支配收入、城镇化率等统计数字的高速增长。
哦对了，还有“主流经济学家”们的各种黑话，比如“资本”和劳动投入、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知识溢出、全要素生产率等，这时也能派上用场了。但实践型用户们花费力气学习这些，对于理解真实经济运行机制，发现与自己相关的宏观或行业或局部的风险和机会，就没多少帮助了。
当传统经济内的人口大多已被抽走，普通人依靠建筑维修园艺厨师司机看护收银保安等普通技能，加上适度的自律和他律，也能在城镇有房有车并养娃，也就是“穷人变富的金矿”已经挖完了。这时需求的增速减缓，加上此前人均收入的持续上涨，一些产业已自动关闭或迁出，体现为制造业占比降低、去“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统计数据也会显示经济增速的显著下降，“奇迹”不再，各项回报包括利率也开始走低。
这期间银行投行企业家和投资者们，有些会外出寻找更高回报的新兴经济体，挖掘新的“穷人变富的金矿”，去买地建厂、投资基建并雇佣当地人，或买入穷国高回报的国债基建债市政债企业股票和房贷，穷国因此能进口更多建材设备机床专利电器医药等（表现为贸易逆差），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至于穷国反倒净买入富国的债券股票房贷，这以后再讨论）。
那些留在本土的银行家投资者企业家们，则会去寻找创新者，或者说服市镇和家庭们，借助低利率的有利条件，翻新扩建各类基建市政和住宅等长期资产。这时住宅的更新和改善，和响应居民们的休闲娱乐社交等需求的投资（比如各种庄园别墅球场马场泳馆影院等等），又成为维持内需的主要源头。因为基建网络已经基本够用，折旧更新需求很小；商品类需求比如把4G升级成5G，2K屏升级到4K屏，所需的设备投资、新增债权和新增雇佣，非常有限。
这时除非有包括移民在内的人口增长，或者非常显著的科技革新，迫使企业大量汲取资源并重新组合时，才会多拉动一两个点的增长。但也没法和各种新建的市政基建住宅纷纷“印钱”、为了挣这些钱的企业纷纷设立（并且也纷纷“印钱”）的“经济奇迹”时期，相提并论。因此增长主要靠债权网络普及、下沉和去除管制，之后自然会有竞争和创新。
可惜真实世界并非如此，否则从英格兰银行开始一百年，就差不多能人类大同了，也不至于现在还有几十亿人在煎熬。这就需要识别那些关键阻碍因素，了解其作用机制和可能后果。
从英格兰银行成立到铁路通车期间，英国花了百余年时间，才部分克服传统贵族精英们的限制和抵触（至于迫使他们放弃黄金迷信，则又多花了一百年），流通国债才从三五百万英镑增到七亿左右，现代银行从几家增到七百余家，也就是每万余人一家。很多低收入经济体直到今天还做不到，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这么多家银行，靠哪些业务才能生存。
有了这些密布城乡的“印钱者”，才能持续地从传统经济中抽走资源和人力并重组，才会有公众的消费能力的爆发，才会形成众多新型企业组织，和持续提升效率以求生存的竞争压力。这才有持续百余年的动力，不断敲打改进各种纺织水力风力机械，以及公元1世纪就曾出现的玩具性的蒸汽动力，逐渐扩散应用到煤矿、工厂直到火车。
因此英国是先有金融，后有工业。“有钱能使鬼推磨”，就更别说让煤或石油来推磨了。包括最近的信息产业，也依旧是先从那些能快速上市暴富的地区开始。
此后连同第二次工业，也是大致跟着债权网络，也就是“印钱者”们的扩散而落地生根。从英国一脉同源的美加澳新，互动密切的西北欧，到借助土地银行顺利拆解封建契约的德意志，和旧精英的赎买津贴转换成银行股本的明治日本（秩禄处分）等。其相关性，要高于对法式启蒙或美式宪法的模仿、拉美非洲的传教成就、科学和教育的普及，或者洋务运动、编练新军、实业救国、启蒙救国等等。
但金本位的死结，在于黄金总量有限，所能容许的银行存款和债券股票的总量，就数量稀少，而且很不稳定，因为源头稍有挤提，就有可能掉进倍数和循环式缩减。从加州到南非等超大金矿的连续发现，也不够多数国家的基本需求，比如铁路采矿钢铁机械纺织军工等行业，和粮食棉花橡胶煤铁石油等必需品。这些行业“钱”不够或者危机紧缩时，那可是致命的，因此能留给市政基建和住宅消费等的额度，就非常少。
而缺了市政基建住宅等印钱采购雇佣的大项，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发育空间也就非常有限，大量人口就只能呆在农村继续吃土，或者挤在工棚里喂养结核菌，这又会持续推动阶层之间和国家之间的激烈敌对。
因此这期间发明迭代并互相竞争或融合的各种观念、理论和权力-制度结构，大多就聚焦于工业生产、贸易保护、原料供应、经济危机、阶级冲突、国民认同等议题，至于病根则少有人能理解，更难以协调出来有效解决方案。
到了一战、大萧条和二战时期，尽管金本位终于被放弃，但近乎全球也都进入了应激和癫狂状态。各种集中协调资源和人力，以应对萧条并赢得全民战争的观念、理论和制度，成功上位。它们彼此看似敌对，实际上共享很多代码，包括计划经济和萨缪尔森综合，也包括苏共的宣传、希特勒和罗斯福的就职演说。稍作比对，就能发现它们内核的相似程度有多么高。
二战以后，黄金不再是主要约束，布雷顿体系以及各国制度的演变，变成了主导性因素，权重高于地理物产人口和技术。那些债权网络能发挥作用、能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和人力的地区，就快速走向富裕并能长期稳定。其余地区则长期中低收入，各种贫穷动荡，或改革转型，或崩溃重启。敌视并清除债权网络、试图以指代替的苏东集团，只是第一波崩的。
二战后美国西欧日本等经济体，共同点是：近乎所有土地住宅基建市政等都能获得融资；国有资产占比很低，居民家庭不仅直接持有绝大多数土地住宅等实物资产，也通过国债市政债基建债股票和银行存款等债权合约，间接持有国家或市镇或上市公司或借款者“控制”的大多数资产；当下人均收入大多在三万美元左右或更高；从腾飞到实现近乎全民中产，都只需二三十年，就大致充满了地理物产人术和权力管制的边界。
2.2.1 美国的特色是市镇自治较为充分，三万余个州郡县市镇等地方政府，加上学区水区等专项政府，共约八万个自治体，雇员超过千万人，其中五万个自主发债主体（参考前文《致命缺陷》的2.1.2小节）。市镇的土地规划收税运营等自治程度高，因此全国独栋住宅占比约80%，企业用地和庄园别墅球类赛车打猎游艇等用地受限制较少，中小城镇的生态多样性也更丰富，生育养育焦虑程度也较低。
近几十年变差的部分，主要来自于部分州县严格的住宅开发管制，导致不含建造成本的用地价格（还有次贷危机时的跌幅），可以达到非管制州县可比市镇的5-10倍，这显著延长了青年夫妻们买房租房所需的工作时间，也导致无家可归者的增多。
前文《致命缺陷》的1.3.5小节中也提到，物权市场和债权市场，与商品的价格规律和供需曲线并不一致。一是交易各方出价时并非基于当下需求，而是对未来相对收益的信心和预期；二是物权债权交易之后不会被消耗，少数成交的价格成为了市场内其余待价而沽的同类的标价，因此存在着“边际定价效应”。如果价格上涨时不能自由开发住宅赚钱（或者新发增发股票圈钱），就会显著放大涨幅和波幅。
另外一个干扰，则是政界在90年代之后热衷于推高住房自有率，但方法并不是呼吁州县降低住宅开发管制，而是多次硬性规定房贷中穷人的比例，由政府担保的两房收购，住建部和司法部还威胁起诉那些黑人房贷通过率较低的金融机构。当稍微靠谱的穷人已经用完，金融机构们也只能继续放松标准，总比自己被起诉被罚款要好。
期间为两房代言的几位重磅议员，竭力压制总统、财政部、联储和审计署们的质疑，其他批评则基本只能沦为场外噪音。到次贷危机后，则又带头甩锅给金融界贪婪、缺乏监管，主张各种惩罚，发起通过《多德-弗兰克法案》等，占尽了场内优势。这些干预是次贷上万亿美元损失的主要成因，但几个核心玩家们的自己所得，不过是多几年任期和多几十万美元的竞选捐款而已。
这部分可参考索维尔《房地产的繁荣与萧条》，奥图尔《规划为什会失败》，以及John Cochrane的名篇《The Rule of Law in the Regulatory State》，翻译见《美国需要一部新大宪章》，主流声音中较少提到这些对“权力管制-市场扭曲”的分析。
至于政客议员和官僚机构为何要如此行事，可参考前文《致命缺陷》中第2.3小节，即政党政客、官僚机构，和他们遴选的包围的主政者们，是场内一线玩家，更容易为了自身输赢，而操纵欺压甩锅场外二级博弈者，比如自治市镇、企业、居民家庭等利益主体，银行投行基金保险等债权经纪人，学界媒体教师教会等观念经纪人。
这种权力竞争模式下，两党会选择福利、平权、堕胎、持枪等议题，动员选民站队，拿到入场券的操盘手们，再用几千页的税法、预算案、医保法案等威胁或勾兑。住宅仅是其中较为显著的一个失败而已。
目前看来这已近乎绝症，不跟着玩的就得输。只是美国的州权、司法较为强势，每任新总统也能短期内更换几千名联邦官员。这些免疫机制的存在，暂时还能保住债权网络和自治市镇等社会根基不至崩塌。那些只抄绝症部分的，不失败反倒不正常了。
至于何为正常状态，可以分析居民家庭、银行基金保险、企业家和股东高管、市镇长官和地方精英、选区议员、法官律师、学界媒体教师教会、部委官僚、主政者，这些利益主体和委托代理经纪操盘者们的激励约束。委托代理链条越短越直接的、利益越相容的，主导权重应该就越高。
由此看来，政党政客和官僚机构主掌国家，其实是金本位和全民战争时期的遗产。债权经纪人们在金本位约束下撑不住一个现代社会，市镇长官们也很难动员全部本地青年扛枪去战场。但在当下的社会演化动力（能否激活内部经济活力，适应信息技术商品投资和人才的全球流动）的压力下，坍塌趋势则近乎是确定的，只是各国时间长短、代价高低、衰退或红利的阶段、和最终废墟上所剩人口，会有不同。
我设想的替代方案，是议会至少分拆成三个，由银行基金公会主导的债权人议会，有权提前阻止而不是只能场外坐等出事；由保险公会主导的公共风险委员会，协调国防外交、安全防疫、资质许可等公共风险事务；和由自治市镇的代表们主导的一般议会；然后由他们制宪。就像大航海时代英美立宪代替了马匹骑兵时代的君权神权一样，先走出这步的，会开创债权经济时代真正的文明社会。
在此之前，建议当作“垃圾时间”或者文明之前的黑暗，而不宜迷信和拷贝，那会在无知中推动不想要的后果，即再耗一代人、留给后代挣扎和挣脱。第3部分则从武力权重、人口迭代、技术扩散、现金流压力和观念变迁五个演化动力，简单评估了未来走出黑暗的可能性。
2.2.2 西欧部分。英国法国的带坪院的独栋和联排住宅也能占到七八成，因此生育率也和美国相当，尽管坪院面积要小的多。德国（还有西班牙意大利）则是公寓占到四五成或更多，因此尽管房价不高，生育率也起不来。好在德国联邦制度历史较为悠久，大企业大城市较为分散，不至于特别拥挤。
坪院对现代生育率的影响往往被低估。因为幼儿大脑自带一套保命的本能算法，迫使他们急于熟悉自然界、动植物和小伙伴们，以尽快成长为优秀的捕猎采集者。传统社会是多生几个小孩，放任在村落田野或街坊邻居家随便玩，不幸挂掉一个也还有备份。但在现代社会里，这几乎不可接受。带有坪院的住宅太少或太贵，困在公寓里养育小孩，就会成为年轻父母们难以承受的负担（更多现代生育率的讨论，可参考辉格《第三牧场》中第16章：人口转型）。
2.2.3 日本战后设立的大藏省、农林省、建设省、国土厅等官僚机构，基于战时经济确保生产供应的共识，也为了节约布雷顿体系时期稀缺的外汇，倾向于提高农林产品自给率、农地保护、管制金融信贷、压缩居民住宅消费支出、上收市镇自治权限、各种一刀切。由此导致内需不足、制造业出口带动、顺差过多，那就积累外储以抑制升值。宁被美国人制裁，也不能说自己或其他部委应该改一改。韩国和地区也与此相仿。
当富裕之后，官僚们不肯丢掉一个百分点的预算比例，丢掉一条法律法令和审批权限，全力以赴地保卫和战斗，因为稍有软弱动摇，就会被同僚排挤、断送前程。而政客们、地方精英们、学者们和媒体们，战斗意愿就弱的多。大多改革计划和批评，就都停在纸面或口头。比如日本的金融开放和改革，讨论了十余年，直到亚洲危机时期各种遮掩不住，加上检察机关冲进大藏省调查拘捕之后，才有实质性改变。
部委官僚主导之下，知事（省长）反复进京申请，也很难把一个车站搬迁几十米；持续围海造田、修建林道、把河道和海岸包起来，以花掉预算并插手基建利益；水泥用量长期超过美英法德意加的总和，国民却只能住小房开小车，以至于美日谈判时曾特别要求提高户均住宅面积；土地管制作为房产泡沫的主因被放过，因为另几个省厅强势，板子就拍给由大藏省代管、地位略低的央行；等等（《犬与鬼》《战后日本经济史》《日本权力结构之谜》《分肥》等可以参考）。
这种权力-制度结构下，市镇经济生态单调，也缺少非功利的社交网络和身份自尊（好好车手好球员好舞艺好琴艺好厨艺等），企业和青年们就纷纷挤到首都和大中城市，工作通勤时间过长，不带坪院的住宅占比过高，房价收入比过高，婚育门槛过高，养育教育焦虑、内卷、抑郁和宅文化流行，生育率就怎么都起不来。
日本近五十年的新生儿数量，萎缩了一半还多，眼看还要继续萎缩下去，这还不算现在人均收入与美国也差了一小半。支撑过剩基建的国债收益率、村镇各类资产和老年人生活质量，正在持续坍塌沦陷，只是中心城市和少量国际制造业，还能继续遮掩。而导致这么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只是初始状态时多了几个部委几十个司局几百号人、多拟了几部法律而已。至于国民性或文化什么的，权重则被过度高估了威九国际。
接下来看看那些初始状态就反对“资本”、有更多立法和部委司局，债权网络能自由编码的资源和人力也更少的经济体们。
这些经济体们战后初始状态差异很大。总体上与债权体系兼容性越差的，尤其是基建市政土地住宅等债权合约覆盖率越低的，就越是贫穷动荡。急于争夺权力份额的势力就越多（军方、民粹、官僚公务员、工会农会行会、宗教团体、部落势力等），玩家们的各种竞争或压制或动员手段也越夸张，比如清洗、欺骗、收买勾兑乃至暗杀等等。在布雷顿体系解体、全球借贷投资网络成型以后，又叠加原料价格波动、借债和偿债能力、投资者流入流出等外部压力和冲击。
这些经济体的权力-制度结构的演变过程中，倘若债权网络能有机会优化重组一些资源，通常就能稳住几年或十几年，等发育到地理物产人术和权力管制的边界了，就继续熬着或者再转型重启碰一次运气。因此可以视为塌向债权兼容型社会的一个缓慢迭代的过程。这些在前文《致命缺陷》中的1.4小节中已有提及。接下来就以住宅相关视角，看看俄、中、印的转型发生了什么。
2.3.1苏共是金本位缺陷诸多产物中最激进的一支，在沙俄帝国一战时崩溃的废墟上，以强力消灭所有权力财富观念节点上的其他精英，直接控制所有土地资源和人力，将社会改造成一部战争机器。他们看着一战后德国东欧的剧烈通胀和动荡，没几年就又遇到全球大萧条，使其高层坚信，类似危机和强国冲突只会越来越激烈，决定在二战后继续扩张并保持战时状态，等待英美欧爆发危机、摩擦敌对甚至彼此开战。
但废除金本位后的世界走向，与其预期完全不符，可这时战争体制和群体心智已经框死了。经济领域的银行家投资者企业家们，被逆向激励的计划官僚们取代，提升从住房到汽车到电视到牛肉蛋奶等等的产量和质量，对部长局长厂长组长工人都没什么好处，短缺才能迫使别人来求，才能改善自己福利和地位（“没官来求你，你就不如人；没人来求你，连狗都不如”）。
同时，市镇长官、政客议员们则被行政或官僚取代，日夜各种欺上瞒下的神功，不这么做的早早出局；学术界研究者教材媒体则由意识形态官僚严密审查；包括最高主政者，也由这些官僚们内斗或推举产生，而且其信息渠道和顾问班子，也由官僚们把持着围堵着，不能自组自带。这时换谁也很难真的看清症结（但在日常的信息围堵、恭维赞扬和拖延反对中，又自动会生成看清了症结的自信），也很难有效调整（但又不得不d这儿试试那儿试试）。
当苏联解体时，叶利钦和其顾问团队们，误以为仅靠产权私有和议会，就能转向“市场经济”。而从1820年代南美独立后的世界各国的反复尝试，已反复证明，离开现代银行体系等“印钱者”的话，这基本行不通。叶氏随意设立的那些银行，未能充当资源重组者、“印钱者”和社会信任中枢，未能扶持中小型农工商从业者快速壮大，也未能协助居民改善住宅并拉动建筑维修从业者。外资除了油气采矿不怎么敢进场，内部玩家们对这些银行也不信任，各种攫取又换汇逃出，过不下去的人们自然就没法安份。
对此叶氏理解不了也应对不了，仓皇退隐。继任者借助集中油气现金流，控制特工体系、军方和铁路，才逐渐压服，但这基本上又回到了沙俄体制。至于比沙皇多一层选票或法院或媒体等约束，那都不算事儿。现在只能看下一轮场内玩家中，债权精英们的占比了。
2.3.2 中国在苏联解体和南巡后，放松了一点儿意识形态束缚（姓社姓资），也放松了土地资源人力的一些控制，但官僚们主掌体制的基本框架并未动摇。这时的程度，可以从一个案例管中窥豹：
中国重汽作为央企，当时一把手归中组部管，二把手归原人事部管，三到七把手归原机械工业部管，基本建设由原计委管，技术改造由原经贸委管，资产由财政部管，收入分配由原劳动部管。至于重汽能不能活着，每个手捏着众多下属的某个开关阀门的部委官僚们，并不关心。他们更在意的是别人能捏着，我们为什么没捏着；想什么办法能捏着，是谁在阻拦我们捏着；我们今天服软丢了这个开关阀门，明天就有可能丢掉哪个。
这又涉及居民家庭、银行基金投资者、企业家和股东高管、市镇长官和地方精英、地方选区议员、学界媒体、部委官僚、主政者，这几类利益主体和代理人们的差异了。部委官僚们是离利益链条最远的那批，不愿丢掉一个点的预算份额和一条管制权限（追求“跪客盈门”），还要竭力寻找或编造理由，以争取新的预算份额和管制权限。
而这样的部委司局级小群体有几百上千个，留在舞台中央的都是战力最强的，战力差的就跟妇联文联等一起坐冷板凳（“没官来求你，你就不如人；没人来求你，连狗都不如”）。基层官员们面对无数上级的各种要求催逼，只能抱怨，“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厅级以下不算人”。时期县长们则比较有文化，形容上级对待地方官“期之若圣人，驱之若牛马，防之若盗贼”。而到了居民层面，就是“九个，管一个土老帽”。
中国在98年时裁撤部分经济类部委和国企，这释放出了普通制造业和商贸服务业的活力；也允许城市住宅开发和房贷，并启动银行的现代化转型，银行在部分领域开始发挥正常的催化裂变作用；到加入WTO后，外资和国外采购商们也成为重要的资源重组者和奖惩者；加上急缺现金流的地方政府大上产能基建和住宅，还有新兴信息产业的引入。这些合力，摆脱了49-78年的贫穷动荡，和78-98年各种改革的事倍功半（这改那改闹出各种或，国企乡镇企业银行和县乡财政，后期近乎停摆）。
但这时农村土地住宅、市镇自治和市政债等，却并未放松，尤其是缺少发债渠道和买债者约束的地方政府们，只能各种乱来。03年之后未能继续改革，反倒是未被裁撤的部委们开始发力，土地规划住宅教育医疗等权力管制都开始收紧，包括耕地红线、容积率、住宅面积比例和经适房保障房等。到2013年发布三中全会公告时，提到了土地流通和央地分权，曾令很多人士以为有了转机，但很快就流于形式或长期“试点”。反倒是货币化棚改、永久基本农田由近及远划定、城投债等，不断发明并执行的轰轰烈烈。
经过前面这些比较，现在就能大致粗略分析，为何中国与日本意大利西班牙等在基建网络和制造业水准方面，已经相当接近，但人均收入只有他们的几分之一了。
最显著的差距，首先是农地和宅基不能交易抵押借贷。否则专业农户就可以接手进城者的土地、产量和销售收入，并以此作为抵押获得银行；如果宅基可以交易，那么有些就可以卖给退休老人，或山区旱区寒区的迁出者；这样很多进城者就有了建房买房的首付，或者小生意本钱，而无需赤手空拳出去搏命。因此仅这一条，就累计在县乡层面少“印”出了几十万亿的新“钱”。
第二个显著差距，就是几万个市镇，严重缺乏土地规划，物业税、增容费和市政债，养育教育医疗等事务的自主权（包括“县里没有厅级干部，就不配有三甲医院”等管制）。否则中小城市和乡镇的住宅形态，会以带坪院的独栋或联排式住宅为主（像英法），更多地采购本地物料和雇佣本地人工，生育率也不会低到1.0。也能吸引城市退休者卖掉房产来悠闲养老，大城市也就没那么拥堵、昂贵和低效，最有创造力的中青年们，也不必被居住养育和通勤等压力熬成矿渣。
第三个显著差距，就是国债国资结构的异常。这不仅体现为中央层面30万亿国债，和40万亿央企净资产的反常配置上，也体现为地方政府和城投的约百万亿债务，与几十万亿地方国企净资产，资产债务用途和管理者责任等的不匹配上，还体现为很多公房保障房上。如果能有效分解给居民家庭直接或间接持有（包括以国债、市政债、企业债和股票、银行存款、基金社保和养老金等），按自己偏好处置，那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也远不是现在的水平。
这三个基础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后果就是只能借款给海外富国懒人，没法借给国内勤劳穷人；农村人均收入长期仅为城镇三成略多，内需极差；城镇化和经济增速太慢（相比德日战后二三十年人均超过美国一半）；还到处都是单调过剩的板楼，乡镇凋敝、县市凋敝、人口凋敝；富人只能移民才能享受高端教育医疗和独栋庄园；企业家们只能蜂拥挤到服装鞋帽、家电光伏、电池汽车等狭窄赛道里一轮轮的杀价内卷，两败俱伤式地搜刮全球每一丁点儿现金流，还引以为傲还要追加补贴；而地方政府和国企们也同样是不顾代价的加杠杆，或者搜刮每一丁点儿现金流；以及“过剩基建”、“过剩产能”、“不分红的”、“地方债务”、“欠薪白条”等等，都是症状不是病因。
这些在债权经济学框架里近乎常识，犹如初中生理卫生教材中讲解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和肝肺肠胃等的作用，和被卡住被劫持的后果。但在主流经济学的巫医式话语体系里，几十年也说不明白。关注现实的研究者们，又往往会因各种顾忌（会被压制、反正没戏、不切实际等）而放弃，媒体和公众们就只能以各种数据或政策解读，营造正在传递知识和获取知识的双向精神安慰。然后继续困惑焦虑，继续在各种（往往不相关甚至不靠谱的）知识领域里，寻求解答。
2.3.3印度独立时正值一二战和大萧条的全民应激癫狂状态，英国自身都在工党执政，和布雷顿体系少到难以生存的初始额度约束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国有化铁路煤矿和英格兰银行等，还没等来马歇尔计划。印度初始状态时的文官体系和国大党，则比他们还要“超前”些，把社会主义写进宪法，限制外贸外资和内部“资本”，保护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尼赫鲁家族主导国大党的近四十年里，也先后尝试过土改、国有化、五年计划、设立计委和各种经济类部委、接受苏联军事和成套设备援助等，仅是执行稍弱没酿成灾难而已。
这么一直穷了四十余年，到海湾战争时，不得不抵押几十吨黄金才能买到石油，由此才开始改革。但多数部委掌握在以部长秘书为首的职业官僚手中，与政党政客、商界和地方精英们互相共生已久，内阁并无动力和激励去得罪。至于场外的各种批评、建议、呼吁威九国际、躺平、逃离，很少能改变场内玩家的人选、博弈格局和可选策略。
印度缺了中国98年的裁减部委力度，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大的改革红利。各种外汇外贸管制、产业保护、繁杂的审批和严苛的劳动法，阻碍了内资外资企业的成长；银行国有、信贷管制和严苛的土地法规，又阻碍了市政基建和住宅等大项资产的形成。莫迪上台后有所推进，但并未把放松土地住宅金融管制和裁撤部委等，当作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相关口号主要还是迎合选民和配合选战以保住位子。
这既反应了冷战期间出生的那一代人的常见认知局限，也是大多数政客们必须要全力关注的正事，做不到的就大概率会输。场外各种呼吁建议近乎白费，只有到了财政或债务危机的生死关头，各方争吵较量决出输赢之后的新旧场内玩家们，才有可能，也仅仅是有可能，松绑一些权力管制，稳住几年十几年，然后再来一轮。这已经在世界各地反复上演了半个世纪，看多了难免无趣。预计还会持续上演二三十年，直到冷战期间出生的高纯燃料们基本耗尽。
我在前文《致命缺陷》第2.3小节中，论证了这种在金本位大萧条和全民战争时期成型的、由“官僚机构+政党政客+民选首脑”主导的各种权力-制度结构，存在致命缺陷。而同期成型的主流经济学学理论体系，同样也是行将就木的病人（或其实是已死的僵尸），而非能发现和治疗上述缺陷的医生。
在前文《致命缺陷》一文的第2.2小节中提到，粮食和定居出现以后，人类形成的各种超越家族部落的大型社会，主要依赖两套编码体系。一类是各地征服者们反复发明改进迭代的编码，包括君权神权等强制汲取型的，其中封建和集权很容易相互转化，没多大区别；另一类则是海商共同体们反复发明改进迭代的编码，可转让货单、可转让付款承诺、股份、债券、保险、银行和公债等等。这两套编码体系之间就没多少兼容性了。
英国早期那些传统贵族神学教育出身的启蒙者们，就没能意识到债权合约的作用，基本上是以传统封建体系为源码修改升级换代，并广受其他出身于传统的新精英们认同。包括休谟斯密洛克等人，比如斯密就主张银行券总量不能超过收兑黄金的总量，约等于主张新生儿要切除造血器官。
因此英国路径特别是对金本位的迷信，对近三百年现代化进程的坎坷歧途，要承担不小的责任。当然他们远好于此前的君权神权，以及法德俄的那些妄想家们，但这需要解析其具体代码组件的优劣，而不是整个操作系统打包来评价。
可惜多数人至今也没有解码能力，仍把金本位和债权合约绑定，含混的讨论资本或资本主义，或者这主义那主义，左或者右，激进或保守，西化或传统，英美或欧洲或西方或者教“文明”等等，彼此争吵不休。直到DNA发现和脑科学有所进展后，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提出，道德是一种生物学（演化）现象。很多人才有了解码意识和解码能力，重新审视人类、社会、道德、法律、宗教、政府、制度、科学、哲学等等演变。
建议实践型用户们也习惯这种视角，一边解码真实世界的运行，一边解码各类经济学学流派，把它们当作某个阶段的演化产物，尤其是那些金本位大萧条和一二战这种全民应激癫狂时期的产物，而不是当作权威或经典或指引，供奉起来。
3.2.1 首先是主流宏观经济学，他们关心的是经济总体的增长和均衡，不关心各位怎么理解经济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主要是从萨缪尔森（1970年诺奖）到索洛（1987年诺奖）到舒尔茨（1979年诺奖）到罗默（2018年诺奖）这一系列。其源头就是“资本+劳动+生产率”框架，因为无法解释挣脱金本位后带来的高收入，就又加上“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内生增长”、“知识创新溢出”等补丁和圈内黑话。
“资本+劳动+生产率”其实也是计划经济的框架。因此两者更像是兄妹关系，看起来性别相反也各自成家，但都起源于金本位或战争时期保障生产的需求，基因相似度很高，也同样偏好政府干预和数学公式或模型。两者都洗不掉那种集中营或者畜栏看守或者监工或奴隶主的味儿。世界银行早期基本就按这个套路来，教坏了许多穷国，遗祸无穷。伊斯特利离开世界银行后，写了一本反省批判的《经济增长的迷雾》，可以看看。
由于主流经济学基本无视了债权合约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误解了现代的“钱”，基础模型里也忽略了市政基建住宅等大项资产，也忽略了银行存款债券股票等债权市场，自然就没可能解释和指导经济增长，也没可能理解和应对滞胀或者金融危机。现在主流学者们大多也承认这套没用，但还是要教的，因为他们眼中其他替代品更差（更不利于自己圈子）。习惯这套话语的，也还占据着很多学界和官方机构的位子，继续祸害。
3.2.2 另一个较有影响力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派，源自于科斯（1991年诺奖），引入了产权、法治和交易成本等观念。科斯认为市场中交换的并非商品，而是“采取某种行动的权利”，这离债权合约只隔了一层纸。可惜受制于当时错误的货币理论，整个新制度学派长久未能戳破这层纸，否则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效果可能会好一些。
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中强调，改善土地住宅和小微企业的法律地位，使他们可交易可抵押可借贷，能为拉美创造出数十倍于外债的“资本”，这至少值一个诺奖。诺斯（1993年诺奖）和当下大红大紫的阿西莫格鲁，转到历史上的产权、制度和国家的演变兴衰。但由于忽视了债权合约，在解释工业，以及区分“汲取型制度”和“包容型制度”时，就各种牵强绕弯。而且更早期的历史研究，在经历了一二战和大萧条这种全球性的格式化和大分流之后，对实践型用户们的参考意义也有限。
当下讨共事务时的经济学范式和语词，主要来自于这两派，前者偏重教育科技创新生产力，后者偏重产权制度法治企业家，都期待场内权力玩家们能做出响应和改善。至于权力玩家们有啥动力响应、能不能做到、会不会反向行动，就不在言说甚至认知范围之内。
3.2.3 熟悉债权货币视角的一些央行派新锐学者们，和金融投资出身的宏观学者们，就不会忽略市政基建住宅及其融资的影响。他们在次贷和欧债危机以后的影响权重显著上升，逐渐有替代主流经济学的趋势。假以时日，社会中坚们也能逐渐摆脱商品生产和科技生产力视角，意识到只有债权合约能够下沉覆盖、债权规则不受干预，才能社会稳定、自己利益和位子也更安全。只是其扩散速度实在太慢，需要尽快掀了主流经济学的神像和香火才好。
这里假设实践型用户们已经掌握了金融学投资学相关的基础知识，也打算使用债权经济学框架，那接下来有必要留意补充的、下一代精英们所需的入门知识，我认为有这么几项：
3.3.1 公共选择学派的入门知识，由奥尔森（代表作《集体行动的逻辑》）、图洛克和布坎南（1986年诺奖）等人创立。由于专门研究政客、官僚和选民们的行为逻辑，尤其是奥尔森把政府比喻成坐寇，因此到处不受待见，也不为公众所知。有所了解后，可以减少很多困惑，和不切实际的预期。
公共选择学派使用的主要理论工具，委托代理模型和博弈论，在经济学、金融学和学中已经相当常见。金融学中较为成熟的公司治理研究，比如小股东搭便车或管理层自利等现象，与公共选择学派有很多相通之处，在市镇治理、国家治理中也能用的到。如果能扩展到全球近五十年来的转型改革或崩溃重启研究，应该会比较有意思，可惜这一学派有些人丁零落（也可能是我跟进不多）。
3.3.2 市镇经济学以及土地规划住宅养育教育健康等相关的知识。涉及自治市镇如何设立，怎样收税发债，市政交通工商住宅等规划，土地转用、增容和征收，学校医院和慈善机构等的补贴，市镇之间的交通水电电油气通信等基础设施的融资补贴用地，和价格协商机制，以及对相关的房价、生育和迁徙意愿等影响，等等。这应当是未来经济学和学的核心组件之一，因为居民商品需求和制造加工相关的产业，在发达经济中的占比已经越来越低了。
当下经济学学过于偏重国家视角，这一是不符合多数初级用户的需求，他们更需要了解市镇内的生意机会和改善方式，而非国家和宏观层面的。二是很多中低收入地区的地方精英们，也不晓得如何尽量在已有法律和管制权限内，借助债权合约，吸引银行和投资者，尽可能创造市政基建住宅等资产并“印钱”，改善市镇经济财政和自己地位声望和利益。
3.3.3 转轨经济学相关的知识。微观层面包括官僚机构、各类公用事业、各类国企国资和国有土地，该如何赎买激励估值分拆出售配债等等。商学院有很多企业的价值评估、兼并收购分拆等相关的课程和案例可以借鉴，可以扩充到公用事业和国有企业。
这些少有人知的话，场内玩家们也不会意识到有这些解决方案，他们还是会基于前几千年的“智慧”，和自己几十年来的信任圈子和“经验”，或学“经典”的指引，无休止的较量权术、诉诸法律或祖制或或“实力”，威胁或拆台或煽动，在即将坍塌的大厦里忙着争夺最后一分输赢。他们从未听说也无从想象，投行界早有一套成熟安排，给不合适的人一笔现金债券股票走人，剩下合适的人商量决策，就不用斗到底了威九国际。
市镇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的潜在需求很高，毕竟百万亿级别的地方债和城投债，数十万家地方国企和公用事业单位，能一直这么没钱苦熬着，也不太现实。到了能用上的时机，就会成为晋身当地新一代精英的跳板，会印钱的能找到钱能发出钱的，比起不会的，优势如同开挂。即使最终用不上，也比研究传播其他的，更有意思更有价值也更受欢迎吧。
3.3.4 保险、社保和基本收入保障等相关的知识。这部分内容同样较为宽泛，包括传统的商业保险部分，也包括由传统国家执行但其实可以优化的部分。前文《致命缺陷》的第2.3.2小节有过一点讨论。
3.3.5 脑科学、神经元网络、集体心智和“社会神经系统”相关的知识。个体决策机制，与企业或学术共同体或国家的集体决策机制，似乎有颇多相通之处，包括信息筛选阈值和传播、目标约束和判定、多种意见竞争、最终策略选择、反馈修正等过程。只是多数个体和企业受外部约束较多，而学界或国家就更容易被内部规则框住，或被关键节点劫持。这适合作为下一代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之一，前文《致命缺陷》的第1.5小节里有提到。
这里只能谈些认知框架修正和知识准备方面的，关于应对策略就因人因事因时而异，只能自主或与圈子讨论再作选择了。
个体用户们，如果不承担机构决策责任、客户委托，也缺乏研究能力或研究精力。那建议是继续跟踪那些债权视角的内容，调低对其他经济学学经典或权威的阅读，调低对金本位以前历史现象或“规律”的探索，调低对简单经验模型的依赖（比如M2增了或者连涨几年连跌几年，就会如何）。如果还能带动讨论圈子一起升级，就更好些。
各个机构决策层的用户们，如果所处机构有能力在全球获取收益（包括设立机构出口商品，或者实业投资，或者债权股权投资），则有必要多做些研究，优化对目标国家的判断。头部用户们还可以考虑多领域投资者们，比如擅长做园区做住宅的，和擅长做制造采矿的，和擅长道路电力等基建投资运营的，组合起来谈判，并留意争取入股当地银行和当地发债的可行性。输入“印钱者”多半能产生超过廉价土地原料人力的回报，并提升稳定性。
如果主要是境内配套服务或公用事业等机构，比如地产相关的、居民服务相关的、城商行农商行、市县财政城投教育医疗水务等，那研究者和决策者们估计已经压力山大。如果有意做些知识准备的线小节。商学院、金融学院、其他应用经济学系的研究者们，也能找到更有现实意义的课题或项目。
最后是高度市场化的投研机构和财经经济科普作者们，就自行决定要不要调整宏观模型、行业或经验模型，要不要换成债权货币视角，用于团队内部协作，和跟客户和读者们交流沟通。怎么节约算力和内耗、怎么增进客户和读者信任，就怎么来。
主要是发债时就没考虑怎样形成有效资产和运营还款能力吧。一千个县有一千个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式的“主权债”用法，除了没有独立货币。
前言能否借助债券股票和银行存款等债权合约，形成充足的住宅基建市政等长期资产，大致能决定国富或国穷、稳定或动荡、繁荣或消亡（生育率贴近1.0还是2.0）。也能解释为何有些经济体的基建和制造业水平，已经接近日本西班牙意大利时，人均收入仅为其几分之一。对此我在上篇《网页链接
